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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古代“末日式”的大灾难

[日期:2012-12-29] 来源:北京晚报电子版  作者: [字体: ]

编者按:从这篇文章可以观察出,中国历史上的大灾重灾往往发生在王朝末年与动荡时期,刚好印证了包括世界科学院苏北剑院长等很多人提出的社会混乱必然引发重大天灾的论断,是一组难得的科学数据,证明了当今的各种“天灾”绝大部分纯属“人灾”,而不是无脑砖家口中的纯属意外。

 

尽管“世界末日论”喧嚣一时,2012年12月21日还是安然而过。事实证明,所谓“末日论”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末日式”的大灾难对人类而言确是客观存在的。据考,从上古到清末,中国自然灾害有四大多发和群发期。所谓“多发、群发”,是指水灾、旱灾、蝗灾、疫灾、地震等各种自然、地质灾害相对集中地出现,尚不包括战乱等“人祸”引发的灾难。

夏禹灾难群发期――

“宇宙大洪水”时期 “大禹治水”

说到世界末日话题,人们常会引用汉乐府《上邪》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来形容。冬天打雷,夏天下雪,都属气候反常,为极端气候表现;而“天地合”,则是地质灾害地震、地裂所引发的灾难。

引发人类灾难首推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中,居于首位的是水灾和旱灾。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达5079次。其中,水灾1013次,旱灾1022次,雹灾541次,风灾512次,蝗灾460次,疫灾254次,霜雪灾194次,地震686次,饥灾397次。陈高佣主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涉灾范围更广泛,得出的数字更大: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达9697次,其中,水灾3459次,旱灾3504次。

事实上,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远不像学术上的统计,当大大超过。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专家赫治清分析,秦汉至明清,以水、旱为主的气象灾害发生次数不断增多,时间间隔不断缩短。

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的大死亡。统计资料显示,仅从西汉初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死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有144次;如果加上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灾害,至少在160次以上。其中,导致十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死亡的大灾害有20次以上;仅清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便有413次,共造成51351547人死亡。

中国最早夏禹灾难群发期,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水灾和地震。当时是“宇宙大洪水”时期,“大禹治水”的神话即发生在这一群发期内。这一时期灾难的详情已无法描述和推测,目前有记录的,始于两汉灾难群发期。

两汉灾难群发期――

汉末蝗灾数十万灾民“饥死者七八”

《中国灾荒史》依《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所列资料统计,秦汉460年间,旱灾81次,水灾76次,地震68次,蝗灾50次,雹灾35次,风灾29次,霜雪灾9次,歉饥14次,疫灾13次,总计达375次,实际发生肯定远超此数。

两汉灾难,多集中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王莽所建新朝灾难尤多,水灾、旱灾、蝗灾、霜冻、雹灾、雪灾、地震轮番袭来,饥荒连连。

新朝从公元8年至23年,共历15年。这期间,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没过上一年好日子。《汉书王莽传》记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境内决口,洪水把清河郡以东几个郡都淹了。起初王莽担心洪水淹了元城县境内他家的祖坟,决定堵决口。后来看到洪水东流而去,没给祖坟所在的元城县境内带来威胁,便放弃筑堤治理,任由洪水泛滥,致兖豫平原为黄河水患所害长达60年之久,一直到东汉初年王景治河后,水患才减少。

水灾在王莽当政时,尚不算末日式灾难,最可怕的是蝗灾,当了15年皇帝,有3年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即黄河决口的始建三年、地皇二年、地皇三年。

地皇二年先发生秋蝗,次年接着发生夏蝗。蔽日蝗虫西行,连长安的皇宫内都爬满了,可想当年蝗灾的严重和可怕程度。好多关外灾民来京畿所在的关内地区逃荒,“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谁知,关内也在大闹饥荒,造成流民“饥死者十之七八”。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除了天灾,人祸也加重了灾情。当时王莽下令赈济灾民,但粮食都让大小官吏贪污了。这些贪官还欺上瞒下,从街头买来精米饭和肉汁,拿进宫中给王莽看,说老百姓吃的都是这些食物。

明清群发期――

明末瘟疫京城出尸“计数凡二十余万”

公元15至17世纪,中国的灾难又呈多发、群发趋势,系第三大灾难群发期,学术界称为“明清灾难群发期”,又称为“明清宇宙期”。

这时灾祸层出不穷,最凶猛的当是瘟疫。瘟疫的发生,往往与自然灾害相伴而生,即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明初大瘟疫,集中发生在朱棣(明成祖)当皇帝期间,那期间瘟疫横行,集中暴发了4次。第一次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至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正月间,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等多地暴发大瘟疫,“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

《明史五行志》中,还有19次类似瘟疫记载。最严重的有两次,分别发生于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这是两次可怕的鼠疫大流行,一直到清代都不时暴发。

鼠疫,民间俗称大头瘟、疙瘩瘟,染上三日即死。明中期以后,中西部地区开始有零星疫情发生,到万历年间开始大暴发,流行了20多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全都是重疫区,其中以山西境内为最。

万历年间的山西鼠疫是从北部大同一带开始的,万历《山西通志祥异》记载,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当时山西境内的景象是,“灵柩出城者踵相接”,不少地方人都死光了,连埋尸人都找不到。

加上旱灾、蝗灾等灾害,时疫区几成人间地狱。以河南新乡为例,“万历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藉,至不能殓,填弃沟壑竹。”

在朱由检(明思宗)主政的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12年间,鼠疫再度发威。特别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两年,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七年(公元1644年),鼠疫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怖至极,“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加上连着两年百年不遇的超大旱灾,当时一片世界末日景象。

北京虽然是京畿重地,也不能幸免,鼠疫肆虐。康熙《通州志灾祥》记载,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殓者”;昌平一带,“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城内情况更糟糕。清人吴震方《花村谈往风雷疫疠》记载,崇祯十六年六至八月,京城内外流行疙瘩瘟,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年老年幼,得病即死。兵部朱念祖访客回来,刚进门即死去。

这般暴死例子,在《风雷疫疠》中有不少记载,有一家全死光了,两个小偷乘机去偷东西。一个小偷爬在屋檐上,一个潜入屋内,将衣物首饰包成一包一包的,递给屋檐上的同伙带出去。结果两贼在行窃过程中发病而死,被发现时他们各自手中还拿着包,作递接状。

从吴文所记可见,当时北京城鼠疫相当严重,从城内抬出去掩埋的尸体,“计数凡二十余万”。现代学者估计,当时京城人口死亡率大约是40%,这是保守的估计,实际应该更多。在万历和崇祯的鼠疫中,华北三地死人总计在1000万。

晚清灾难群发期――

超级旱灾酿“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余人

明清两代都是灾难多发期,但清代比明代更厉害,以大水、大旱为例,明代两种灾害都是30余次,清代分别有60次、55次以上;八级以上特大地震,明代有2次,而清代有9次。

清代虽然大地震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水灾和旱灾带来的人类灾难。

明代以来的特大旱灾,呈“百年一遇”周期性特征: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发生特大旱灾,百年后的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1640-1641年)两年连遇特大旱灾;二百年后的康熙五十九至六十一年(公元1720-1722年)三年连遇特大旱灾。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遇特大旱灾,再百年后的晚清光绪元年至五年(公元1875-1879年),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连续五年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其中以丁丑(公元1877年)、戊寅(公元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时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在中国灾难史都是特例,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山西、直隶各有饥民五六百万,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死亡相枕藉,共饿死1000余万人,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其间暴发大瘟疫更加剧了灾情。

随着旱情的发展,灾民根本找不到食物,于是开始“人吃人”。1877年冬天,在重灾区山西,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吃人肉、卖人肉,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杀死后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真似末日来临!

在百年一遇的超级旱灾中间,还有好多连着的旱灾,如康熙十七年、十八年,全国又连续两年大旱。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都发生了旱灾,叶梦珠《阅世编》记述,“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

皇城根竟然连喝的水都没有,每天都有好多人渴死。然而,厄运并未结束,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七月,京师又发生八级超大地震,一下死了几万人;全国同时并发水、虫、雹、疫灾,受灾州县多达200余个。

 

来源:北京晚报

201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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